在同一篇文章中，陳力川還提供了一個非常震撼人心的細節：

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見到顧城和謝燁是1992年12月28日。那年顧城受德國學術交流中心的邀請在柏林寫作，歲末年初來巴黎散心，正趕上紅寶石餐館的老板魯念華大宴賓客。顧城仍然把自己套在中山裝和直筒帽里，一雙大眼睛無精打采地看著周圍的一切。謝燁還是那樣白皙，但顯得憔悴，笑容明顯失去了五年前撿栗子時的燦爛。聽說他們這五年大部分時間住在新西蘭，還長期隱居在激流島，1992年才重返歐洲游歷。那時外界紛傳顧城和謝燁要分手，而且兩人都結識了新人。顧城的女友叫英子，謝燁的男友叫大渝。晚餐結束的時候，我笨拙地問顧城和謝燁：“你們還好吧？”沒想到顧城回答說：“我早晚要殺了謝燁。”盡管當時聽起來口氣好像是開玩笑，但我和金絲燕仍然禁不住一愣。謝燁勉強地笑著說：“跟顧城在一起活得很累。”我們一時都不知再說什么好，像四根電線桿子，直愣愣地戳在那里。

在《英兒》中，顧城還寫了這樣的話：“在愛的時候，死是平常的事。但有兩件事你不應該，一是你把我你的事弄給了別人。你讓我死不干凈。二是你光想你父母。我也有媽媽，已患心臟病。這是兩個我不喜歡的事。我知道，我是你，你等我死，我就死。但你太脆弱，最后也不說一句話，看一看。你太愛自己的心。其實說過，你一個電話就能叫我回來。孤寂為什么不打呢？我也昏了，想掙個白房子之類的送給你，我拼命干。不說了，我還會努力活幾天，最后等一下你的電話。在死之前我的生命是白天，不睡覺了，也許以后可以補上……”

如果說《英兒》一書的原型是顧城的真實生活，那么從這些文字可以很明顯地看出，顧城放不下英兒，更離不開謝燁。顧城對自己的愛人有一種強烈得近乎狹隘的占有欲，這一點，已經不算什么秘密。前面提到過的舒婷《憶顧城》一文，就談到了一個非常典型的事例：謝燁嫁給顧城之初，心情并不順暢。顧城不準謝燁打扮，不讓她戴耳環戴項鏈，甚至外出交往前穿什么衣服都要顧城同意。更不喜歡謝燁穿泳衣在公眾場所出現，哪怕是跟舒婷她們游泳。而另一方面，顧城在外面的生活大多是謝燁出面操持，因此有的外國人和漢學家認為，甚至顧城的詩也是謝燁幫寫的。

連自己的妻子穿泳衣跟同性好友去游泳都不樂意，由此可以想象，謝燁和英兒的“背叛”，會讓顧城絕望到什么程度。《英兒》創作于1993年3月英兒離開激流島兩個月后，由于小說內容與作者的現實生活高度重合，很多讀者把這部小說當作極具參考價值的紀實文字。不管書中所寫的是否屬于生活中已經存在的事實，總之，完成《英兒》一書后，1993年9月18日，顧城對記者說了這么一句意味深長的話：“知道該怎么辦了。”

20天后，1993年10月8日下午近4點，顧城重傷謝燁，上吊自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