顧城和阿櫓的行為以及結果，不知道是不是如同某些學者所說的，昭示了詩人烏托邦的破滅。的確，十余年來，優秀的詩人一個接一個地離去，或者出國，或者早逝。除了顧城、阿櫓、沈河，因故離世的還有海子、戈麥、方向、昌耀、徐遲、宇龍、楊春光、余地、周建岐、吾同樹……死因各不相同，卻各有方式和理由。而無論崇高還是卑賤，這些身影會漸漸消失在我們的記憶中，留下來的是干凈的詩篇。

或許，相對于永恒的藝術，肉身是微不足道的，藝術之神是一盞明燈，需要人們忘我地尋求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不同的追尋者采用了不同的方式，有梭羅式的隱居者，有史蒂文斯式的公司總裁，也有艾略特式的銀行家。套用顧城的詩歌來說，是“我唱自己的歌”。

但無論是詩人還是其他類別的藝術家，他們與普通人的區別也只是在他們進行創作之時，創作之外，所做出的一切行為都不應當被“特殊對待”。就像其他行業的人也會做壞事一樣，詩人干了壞事，結果只能由他自己負責。然而文學界內外都有一種“不把詩人當人看”的觀點，于是我們看到了太多對詩人的指責，而且這些出自個人的行為往往在無形中被別有用心地“推廣”——海子想用朗誦的方式與酒吧老板換酒喝，人們就認定所有寫詩的人都是瘋子；食指腦子出現障礙，人們便認為所有詩人應當住進福利院；顧城傷害了妻子，所有的詩人便成了六親不認的潛在殺人犯。

1997年的某一天，阿櫓從一個詩人變成“死人”之后，我看到了下面這些想象力豐富的文字：“當阿櫓在騙取他的一個又一個的東北老鄉信任，然后又殘忍地殺掉，僅僅是為了謀財害命，由一個追求理想的詩人變成一個十惡不赦的殺人魔王的時候，我們更深地思考著：真正墮落的不僅僅是阿櫓個人，還是中國走在變革時期的詩歌。”（荒城之月：《海子·顧城·阿櫓》）

再沒有比這更混賬的邏輯了，一個詩人犯罪，整個詩壇都要承擔后果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