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有下輩子，我還是想做女人，這是創造了一切的族群，她們的水準決定了這個社會的高度。

化妝間里沒有窗，亮度始終如一，恒定得仿佛被時間遺忘。與李玫瑾聊到第三個小時，她才真正放松下來，身體找到舒服的姿勢，話題也轉向內心。她在公安大學教書，以嚴厲著稱，提起自己的女學生時卻心疼地嘆惋：“那么可愛的小姑娘，真不希望她以后做我這一行。”

這不是一個適合女人的行業，見慣陰暗與悲劇，遠非“辛苦”二字可以計量。曾經有法制節目的女記者偶然翻開了李玫瑾桌子上的照片：被害的女出租車司機裸身從車上滑出，身上密布傷口……嚇得驚叫，半天不能說話。“女人不應該承擔這些。”接觸刑偵的最初，她看到現場錄像也曾膽戰心驚，一個做刑偵二十年的男警察告訴她，自己對兇殘場面幾乎已完全適應，卻在看到一個被害的四歲孩子尸體后一星期吃不下飯，孩子因疼痛而扭曲的形狀攫住了他的呼吸。“我不會用審美意識去看那些殘酷的畫面，眼中只有一個個傷口，腦中只有這傷口反映出的作案方式，心中只有一定要為受害人報仇雪恨的責任感，他們讓我不畏懼。從做這行的最初，我就給自己立下規矩，離開辦公室，離開現場，就將頭腦中那段關于血腥的記憶打包存放，回到家，我仍然是那個半個小時做一桌菜、會給孩子做衣服的女人。”